乘着贸易之风
亚洲的贸易驱动型复苏
2021年，全球经济走上步伐不一的复苏轨道。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5.2%和4.2%分别上调至6%和4.4%，也印证了这一经济复苏趋势。[1] 乐观情绪部分来自于对各国政府增加财政支持举措的预期，人们认为这将与疫苗接种一同推动经济走上复苏之路。新兴亚洲地区2021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6%，但东盟国家由于疫苗普及速度较慢，经济复苏可能要等到2022年。
贸易的改善是推动亚洲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2] 根据新冠疫情前的经济增长预测数据来推算，亚太地区2020年贸易损失总额达2.2万亿美元。[3] 2021年初以来，东亚市场贸易出口有所改善，有望部分弥补2020年的损失。今年上半年，中国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38%，而日本和韩国则分别增长23%（1-6月）和29%（1-5月）。亚洲出口的强劲反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发达市场内需的增长。发达市场慷慨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助于帮助居民保持家庭收支平衡，而取消封城措施后，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也刺激了本土消费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发达市场的制造业重启相对滞后。因而，发达市场对亚洲出口商品的需求强劲，尤其是对亚洲市场份额占比较高的计算机芯片等产品的需求较强。
图1：2020年和2021年1-6月商品出口增幅
资料来源：CEIC
2021年初的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去年的低基数效应。即便考虑到新冠疫情期间贸易规模的大幅缩水，总体数据仍反映出口规模增长强劲。图2将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指数重设为100。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急剧下跌后，全球贸易规模明显反弹，并已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图2：2010年全球贸易指数=100
注释：虚线代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前的增长趋势。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CPB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与近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强度相比，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势头更为强劲。一个例证是，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规模已大幅反弹，并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从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蓝色虚线），而就目前的复苏势头来看，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可能更小。此外，2010年代后期，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贸易占GDP的比重都未见明显增长。尽管2021年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对于这种变化是周期性上涨还是全球贸易的基本面发生转变，人们仍持保留意见。当前贸易的强势表现是否可持续，将会对亚洲经济的长期前景带来重大影响。
贸易和全球化
贸易与全球化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供应链和生产模式的扩张，全球化的发展拉动全球贸易规模强劲增长。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贸易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从1970年的27.3%提高到2012年的60.5%。[4] 2012年至2019年（可查的最后更新的数据），贸易的贡献始终在这一水平小幅波动。大量文献已经对全球化见顶或发展放缓（即”去全球化”或”全球化放缓”）问题做了详尽分析，在此我们将主要因素简要概括如下：
• 全球供应链成熟和垂直分工放缓 [5]
• 全球贸易协定和贸易自由化缺乏进一步进展
• 贸易冲突加剧，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保护主义抬头）
• 新兴市场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上升，但其贸易收入弹性较低
图3：导致”全球化见顶”的因素
资料来源：鼎睿再保险
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重组，是市场需要关注的一个近期因素。尽管这种趋势早在疫情之前已有迹象——制造业和采购部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相对成本和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调整其供应链。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迫使利益相关方重新调整供应链来增强韧性。有些通过搬迁生产基地来缩短供应链，简化供应流程，或者搬迁至地缘政治风险较低和物流稳定的地区；有些则通过建立备用供应链，来尽量减少外部冲击的影响。总体而言，重新构建供应链和实现供应链的去风险化可能需要多年时间，从长期来看，这一过程可能会限制全球贸易额的增长。不过短期内，企业为满足压抑的需求和绕过供给端瓶颈所做的努力反而提升了贸易规模。
亚洲出口驱动型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短期至中期的经济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目前贸易和出口的增长势头是否可持续。深入探讨这一议题，也有助于为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讨论提供更多见解，而全球化议题对亚洲市场的前景同样有着深远影响。
下表1列出了短期至中期内，将会影响贸易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正负因素数量相当，表明未来几年内亚洲出口仍将稳步增长，但前提是本土需求持续复苏并推动亚洲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
表1：亚洲贸易的未来：积极和消极影响因素
| 积极因素 | 消极因素 |
| • 供给端瓶颈，例如计算机芯片，利好亚洲出口，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新的生产设施投产前，供需紧张的状态可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例如，由于人们的工作模式发生改变，需求端的增长是结构性的变化。 | • 服务贸易依然低迷。[6] 全球服务业占经济总产出的三分之二，从业人数占全球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7] 服务业如果无法持续复苏，当前的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也难以持续。许多亚洲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对服务贸易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
| • 随着更多市场解封，更多地区的消费者需求有望增长，进而增加对亚洲产品的需求。一旦大多数市场开始复苏，且供给端瓶颈得到缓解，贸易规模有望进一步提升。 | • 人们担心，经济刺激方案（以及政府财政支持）的出台时间和规模不确定可能导致2021年贸易和投资活动减少。 |
|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将推动贸易增长。此外，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也涵盖服务，有望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供应链的可见性，降低交易成本（包括税收和关税），并创建一个支持供应链发展的开放、透明的框架。 | • 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对贸易/投资的部分影响不会立刻显现。 |
“新常态”跟”旧常态”有分别吗？
总的说来，贸易有望在未来几年内继续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因素。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尴尬的问题——这种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是否会不同于”旧常态”，毕竟，过去几十年间，亚洲市场主要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
最近几年，亚洲经济体大多在努力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模式，即提高本土消费对GDP的贡献，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再度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出口上，可能会让亚洲经济体的这种转型努力付之东流，也可能会再次引发关于贸易余额的争论——这曾是特朗普时代点燃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2021年的前5个月，美国贸易逆差达到破纪录的4060亿美元，高于2019年同期（新冠疫情前）的3460亿美元。[8] 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可能会导致贸易伙伴之间发生更多口角，并令亚洲市场面对较高的海外政策风险。
在贸易发展方面，人们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可持续贸易。贸易正在帮助人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和不断加深的全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亚洲贫困问题。然而，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不同层面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贸易。虽然部分亚洲市场在可持续贸易实践方面经验丰富，但其他新兴市场仍较为落后（参见图4）。[9]要让贸易继续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亚洲还需要增加投入来满足更高的可持续贸易标准。
图4：2020年可持续贸易指数
资料来源：2020年可持续贸易指数（Sustainable Trade Index 2020），Hinrich基金会
贸易劲风正吹向亚洲经济增长之帆。长远而言，要依赖贸易支持本土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目标，离不开更具活力的本土消费需求和更关注可持续贸易实践的配套措施。
[1]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 在亚洲，依靠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由来已久，经济增长对于减贫和提高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仅在中国，贸易导向型经济增长就帮助超过7亿人摆脱贫困。整个亚洲范围内，这个数字估计可达13亿。请参考Hinrich2020年基金会可持续贸易指数（Hinrich Foundation Sustainable Trade Index 2020），Hinrich基金会，2020年10月27日。
[3] 贸易和投资对亚太地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不可或缺”（Trade and investment “indispensable” to post-COVID recover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联合国会议表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2021年1月29日。
[5]请参考：全球贸易放缓：周期性还是结构性？（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Cyclical or Structura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IMF Working Paper），2015年1月。
[6] 东亚经济体推动全球贸易复苏（East Asian economies drive global trade recovery），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1年2月10日。
[7]全球服务业占经济总产出的三分之二，从业人数占全球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资料来源：东亚经济体推动全球贸易复苏（East Asian economies drive global trade recovery），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2月10日。
[8] 资料来源：CEIC。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服务贸易余额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并在2021年初创下历史新低。
[9]可持续贸易指数衡量了20个经济体（包括19个亚洲经济体和美国）以支持本土和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环境保护和改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
